闯关东，是指在清朝后期以及民国时期，大批中原、江北的老百姓由于自然灾害，清政府号召移民实边等原因，被迫或主动跨过山海关以及渡过渤海，到东北地区闯荡，垦荒和定居的过程。

 山海关城东门，界定着关外和关内中原大地，从明清到民国期间，以山东、直隶为主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。
      雕塑中的“闯关东”作品取材生动、活灵活现，展现了当年山东人闯关东的坎坷经历的再现，我想此塑像屹立在此非常有它的思想性、艺术性和深重的历史意义。

玻璃钢雕塑,闯关东人物雕像,民俗文化铜雕

         “闯关东”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。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，皆可谓之“闯关东”，此为广义。狭义的“闯关东”仅是指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，中原地区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。我们通常所说的“闯关东”是狭义的。

推车人物雕像,闯关东人物雕塑,玻璃钢雕塑

         闯关东从文化的角度看，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。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，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，愿意过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平静生活。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，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，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。闯关东，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。山海关城东门，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，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，背井离乡的山东等地区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。

玻璃钢雕塑,闯关东人物雕像,民俗文化铜雕

        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，严禁汉人进入东北“龙兴之地”垦殖——颁布禁关令。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。满人倾族入关，关东人口剧减，借口“祖宗肇迹兴王之所”保护“参山珠河之利”，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。顺治开始，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“柳条边”篱笆墙——东北长城（柳条边墙、柳墙、柳城、条子边），康熙中期竣工。从山海关经开原、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“老边”；自开原东北到吉林市北曰“新边”（《辞海》）。故，在民间有“边里人”、“边外人”的说法。

       十九世纪中叶，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，流民潮涌，汹涌澎湃。人是文化、信息的载体，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。“闯关东”浪潮叠起，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，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如果说“闭关”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东北固有文化的“影响”，受到“封禁”的人为干扰，那么，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，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，使得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在辽阔的关东得到了并存。         

闯关东推车雕塑,人物雕像,园林景观铜雕

      山东村在关东的“复制”，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，加上人员数量庞大，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，所谓“聚族而居，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”即是。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，削足适履，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、宗教信仰，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。赵中孚在论及“闯关东”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社会意义上，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，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，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。山东与东四省区之间，无论在语言、宗教信仰、风俗习惯、家族制度、伦理观念、经济行为各方面，都大同小异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，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。”

      当大批中原的破产农民进入辽阔的东北地区。原居住民，即满人、蒙古人和流民对这些外来客在开始阶段并不是很友好。有记录记载“原有土著，多以恶言相向”，“然因族类各异，言语不通，情意未能浃洽，蒙古多欺凌之......”。  而且匪患严重“本境胡匪，少或三五，多或百十成群，忽聚忽散，出没无常......”，在此环境下，外地人移居至此，要在一个陌生环境开垦荒田、做工打渔等等，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在此环境下，广大的汉族人民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，在辽阔的关东地区，闯出了自己的天地。

      闯关东：关，指山海关。具体指吉林、辽宁、黑龙江三省。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，故得名。旧中国，山东人口稠密，灾害频发；关东则地广人稀，沃野千里，史书说：“有自然之大利三，曰荒，曰矿，曰盐。”历史上两地有紧密地缘人缘联系，一是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为主流。